中国商朝时期（上）

商王朝从汤建国到纣灭亡，共传17代31王。时间约从公元前16世纪到前11世纪，共600年左右。商的政治势力，南到长江流域，北到燕山，西到陕西，东达海滨，是中国历史上继夏之后又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国家。

商族灭掉与其同时并起的氏族——夏族，以商王朝取代夏王朝，是经过长期发展，并经历了无数次战争才取得的。商灭夏，仅仅是一次王朝的更替，绝非中国奴隶制的夭亡。相反，奴隶制文明经过殷商的发展，比夏的奴隶制更加成熟、更加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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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汤建国

同夏族一样，商族具有悠久的历史，也是一个很古老的部族，在灭夏以前，已经经历了很长时期的发展。

商的始祖名契，契生活在原始社会末期，约略与夏同时。它最先的居住地可能是在今天的山东半岛。古史传说，商族为玄鸟所生，由此神话足以推想商人的图腾精神及报负。

也许正是商人最初畜牧业就比较发达的缘故，商也因之成为一个具有迁徙传统的流动氏族部落，从契到汤14代有8次迁徙便是显例。高频率的迁移活动使商族接触外部世界、了解和吸收其它氏族优秀文化的机会大大增加，保证了商作为一个开放系统的存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商族的兴起除了有其深刻的经济背景之外(比如到夏朝末期，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可能已经超过了夏当时的水平；在商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甚至还出现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初步分工），同外界多方面的交流、沟通，恐怕不能不算作一项重要的因素。

以历史的眼光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商族与夏族虽处于历史的同一起跑线上，可是它的文明进程却要落后夏整整一个节拍。就在夏族抛弃禅让制由原始氏族公社进入奴隶制社会的时候，历史并没有同时选择商族。然而，新的文明一旦产生，就不可能不对外界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奴隶制这种诞生于夏部落的先进社会模式同样没有孤立于世，相反，却迅速向四周辐射，悄悄渗入了商族的土壤。到商人进入中原后，由于同夏接触机会的增多，这种渗透也就加快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初步发展，商人也开始萌发私有制的观念。到夏末叶，商族社会经济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氏族领袖慢慢学会了利用权力捞取、占有剩余产品的本领。由此产生的贫富分化使商族内部出现了显贵的大家族，同样也产生了奴隶。这样奴隶制开始在商族初露端倪。奴隶制反过来又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使商族的兴起具备了更为充足的动源。

就在商族蒸蒸日上，快速发展的同时，一度兴盛的夏王朝却开始走上了下坡之路。夏末统治者个个昏庸无德，致使民怨沸天，国力每况愈下。

商族的起源地本是漳水流域，经过长期的发展，力量逐渐壮大起来，至汤时，迁居于亳。亳在今河南濮阳县。商祖先传至汤时，最大的一件事就是灭掉了夏朝。商汤就是从亳起兵的。从地理位置上看，这里已是商族活动的南部边界，再往南，则是夏的势力范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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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王中，汤的功劳可谓最大，他是商国的直接缔造者。随着商的逐渐强大，灭夏的时机日见成熟。汤率领商人开始了向夏统治区的渗透，成为夏的最大威胁者。此外，汤还在别的方面为灭夏做了许多积极的准备。汤极看重民心，很注意取得国民的拥护与支持；在对待周围各方国的问题上，商汤也尽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图取得各方国和部落的支持，把较多的部落拉到自己周围，作为灭夏的力量。他与曾经为夏车正的薛族首领结为盟友，便是一例。

汤在开始灭夏的战争之前，于"薄"这个地方召集"诸侯"(部落），举行了一次会议。开会申明，为了执行"天"的命令，必须征伐夏王朝。表示自己是"受天命"的，藉此取得各"诸侯"的支持。《左传》中的"景亳之命"、《墨子》中的"属诸侯于薄"以及《帝王世纪》中的"汤又盟诸侯于景亳"，所讲的均为此事。

这次会后，汤以伊尹为重要辅佐，发动了灭夏的战争。伊尹在商的历史上，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在灭夏战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灭夏战争的关键性一战是鸣条之战。汤伐夏的进军路线，是从葛开始，其次是韦、顾、昆吾。

汤所征伐的并不只是这几个部族，还有其他小部族。伐桀以前的最后一战是征服昆吾，结果昆吾氏败亡。灭昆吾以后，即向伊洛地区进军，目标是攻打夏桀。伊洛地区是夏都斟的所在地。夏桀对汤的进攻，并没进行军事上的防备，因此，当商汤军队到来时，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夏桀不战而走。汤追至鸣条，在鸣条一战，彻底击溃夏军。夏桀逃奔南巢而死。夏桀死后，夏王朝灭亡。商汤代夏，建立了商王朝，商汤即为第一任国王。

商朝的巩固是由汤孙太甲这位商的名王完成的。这一时期，商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军事方面都是声名远扬，就连远在西部的姜族也向商纳贡称臣，足见其当时势力之强。今河南郑州一带曾为商的一个聚居地，同时也为商的一个政治、军事中心。类似这样的统治中心商朝还有很多，其庞大的统治网就是从这些中心伸向四面八方。

太甲以后，以商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们开始腐化堕落，对内剥削压迫愈益残酷，阶级矛盾日渐尖锐。而对外控制的明显松弛，必然遭到外族的叛离甚至进犯。到第六代仲丁时，位于淮河流域的九夷便乘机进攻商国，约到祖乙时，才被商平服。以后，由于商内部连续发生争夺王位的斗争，致使原来臣服的部族都相继脱离了商。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下，商统治者屡次迁都。

遗憾的是，这种政治避难只能是雪上添霜，使得社会更加动荡不安。不过，商的最后一次迁都——盘庚迁都于殷，对于摆脱混乱局面，缓和社会矛盾，巩固并继续加强商王朝的统治地位，却起了重要的作用，也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盘庚以后，商的奴隶制国家政权才算最终稳定下来，而且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盘庚侄子武丁相传为商的又一名王。当时在商的西北部有土方、鬼方等，与商为敌。武丁连续征伐它们，直致全部征服。此外，商还与其西部的部族进行了长期的战争，结果以部族的臣服而告终。这样，商的势力不断扩大，一直伸展到西部姜族部落附近，亦即周人的势力范围。当时，周族虽然臣服于商，但相互间也曾发生过多次战争。

商王朝几经磨难，逐渐成为中原地区的奴隶制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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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的国家机构（1）公共权力的设置

商王朝建立的国家机构同夏所建立的别无二样，依然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王权政治机构，依旧是奴隶主贵族阶级用来剥削压迫奴隶，维护其残酷统治的暴力工具。这种政治机构正是通过设立各种公共权力实现其统治目的的。

殷商时期，商王不仅是最大的土地与奴隶所有者，而且也是国家最高权力的享有者。这种权力的实质是同大众相分离的社会公共强制权力。商代帝王对奴隶甚至享有生杀予夺之大权，已经成为专制式的暴君。商王在实施专制统治的过程中，自然需要大批贵族官僚侍奉左右，听候差遣，通过完成各种具体的分解权力，最终保证商王专制统治的实现。而各种分解权力是由相应的各种职官行使的。

商代职官十分复杂。例如：掌管音乐的官叫作太师、少师，一般的乐工则称为师。商代专门保管典册的官叫守藏史，又叫内史。无论太师还是守藏史，实际上都属于巫史一类的职务。巫史的地位在商的国家机构中至关重要，

这是因为商的政权表现形式为神权政治，而巫史又是神权的体现者，对政事自然具有很大的实际决定权。巫史在职务上有些分工，如有师保(又称阿衡）、卿史等(也写作卿士）。其中以师保权力为最大，卿士主要职务是掌管祭祀、占卜、历法，也管些军事。另外，在商代，凡属巫史之类的职务大都是世袭的。

商朝除巫史之外，王的族老、妻妾、子弟及姻戚也在国家机构中掌握重要权力。在卜辞中，王的妻妾称为"帚"(妇），可参与祭祀，管理农业，还可带兵出征。在甲骨文中，王的子女均称作"子"，如子央，子渔及子奠等，王的子女也可参与祭祀，讨伐等国家事务。王族长老也往往担任要职。

商末，纣的叔父箕子、比干、分别任父师、少师，以王师的身份辅佐国政。同时辅佐国政的还有外戚，如封九侯为三公。另外，王婿称为"亚"，多充当宫廷警卫之类的武官。商王周围还有一些负责侍从警卫的官吏。"宰"或称"家宰"，为王室事务的总管。臣为王的仆役，小臣为商王的近侍，常伴王之左右。专为商王吃宿等服务的官叫"尹"，尹不止一个人，故有时也称"多尹"。管理商王车马的叫"服"，管理商王猎区的称"犬"或"兽正"，管理商王之放牧的称"牧正"，管理商王粮仓的叫"啬"或"廪人"，管理商王之酒的叫"覃"。商王的警卫则分为左、中、右三(师），主要由经过训练的骑兵与射手组成，前者叫"马"，后者叫"射"，所有以上官吏同商王及其家族共同构成了商王朝一个庞大的专制统治集团。

商王朝同样采用世袭制实现王位的继承关系，以确保专制式国家机构的稳固。不过，在盘庚迁殷之前，这种所谓的世袭制还只是"兄终弟及"式的初级形式，只是到了盘庚以后，特别是末期，为了王权的进一步加强，才实行了真正意义上的世袭制——"父死子继"式。这种变革是由商王武丁和康丁相继完成的。与这种父死子继的世袭制相适应，商代开始出现嫡庶之制。正妻所生之子，为嫡子；庶妾所生之子，为庶子。只有嫡子才有资格荣登王位，而庶子则不得继承王位。

此外，军队也是殷商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卜辞中有"登人"的记载，"登"表示征召、会集，因此"登人"即指征集人员。当时登人三千、五千、一万，进行战争，是常见的事。出征时，以族为单位，军事将领除王以外，多为临时任命。商王也常用禁卫军参与征战事宜。

与军队相配合用以专制统治的工具还有刑罚、牢狱等暴力机关。关于这一点可在古文献中找到一些相关的记载。如《左传》昭公六年传中说商有"汤刑"，《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篇》中也说商有"断其手之法"，还有在《史记.殷本纪》中说商有"炮烙之法"、以及"脯"等等。商的统治是建立在军事征服基础之上的，其刑罚以严酷著称。甲骨文有"圉"字，说文解释为："圉，　囹圄，所以拘罪人也。"可见，商代已有监狱存在。

综上所述，商代公共权力不仅有王权，官权以及作为这种权力的外在形式——军队，而且还有作为实体的附属物——监狱和刑具等。这些公共权力的设置说明商王朝已经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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